關於〈古蹟維護與再利用的淺見〉一文之讀後感

關於〈古蹟維護與再利用的淺見〉一文之讀後感

 

這一期（No.147, 2007年12月號）的《台灣建築》刊載了一篇〈古蹟維護與再利用的淺見〉一文，該文作者一直是我非常敬重的台灣建築界的前輩，對於古蹟保存的提倡與實踐，不僅在早年透過漢光建築師事務所積極參與古蹟修復的工作，同時也試圖建立古蹟修復的「觀念」，然而這篇文章卻透露出許多理論與實務的矛盾之處，似乎反映了台灣的古蹟保存常面臨到的爭議，因此筆者特書此文，來談談我所認為的古蹟維護與再利用以及對於漢先生文章的不認同。

 

首先，作者用英國著名的藝術史評論家John Ruskin（1819-1900）與法國18世紀的知名建築師Eugène Viollet-le-Duc（1814-1879）兩人來做比擬，這點並不意外，卻也了無新意。基本上，在全世界的古蹟保存或修復理論中都一定會用這兩人的差異來強調彼此在論述上的不同（甚或是強調英國與法國的不同），但對筆者來說，他們最大的差異除了作者所詮釋Ruskin的論述較偏重物質主義的「真」，而Viollet-le-Duc所強調的是人文主義的「真」，而導致形式空間被重視的觀點外。我倒覺得關鍵還是在「維護」（Conservation）與「修復」（Restoration）的價值觀就已經決定了這是不一樣的兩件事。自從William Morris與John Ruskin一同在1877年的3月22日成立了「古建築物保護協會」（SPAB, The 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Ancient Buildings）後，該協會重要的角色在於扮演整合的力量來反對臆測式的修復（conjectural restoration），而積極地推廣維護（conservation）與保養（maintenance）的態度，他們一致認為文化遺產反映的是不同年代的真實生活，因此任何一個世代的人都應該予以尊重這些歷史遺產的呈現，頂多去做到維護的工作即可，這觀念事實上也是1964年《威尼斯憲章》所強調維護的精神。這點作者在文後還特別強調「臆測式」修復的不該，但他卻贊同Viollet-le-Duc認同形式空間再現的論點（因為Viollet-le-Duc是可以接受臆測式修復的），此乃矛盾之一。

 

此外，作者認為Ruskin是中世紀的崇拜者，因此對於手工藝與材料之間的「真」反映在他反對修復的論述上，那作者又何必再強調台灣建築多以木構造為主的問題，認為古蹟修復應該撇開材料的束縛，來印證應該以Viollet-le-Duc所追求的復原空間為主呢？因為如果作者真的認為材料的真較不須在乎的情況下，那筆者想問，台灣究竟真的有幾棟純木造的古蹟？我打一個非常大的問號。相反的，台灣的古蹟修復之大宗往往是磚石構造的復原與重建（日治時期的公共建築為最多），像是台南的大南門城、台南州廳…等，真正屬於木構造的建築大多出現在廟宇建築，但廟宇建築之木構特色在於其手工木雕與裝飾之藝術價值，但許多台灣的木構造卻因為木材腐朽而無法再現，因此空間的再現已經失去其原本的特質。當然，這可能是因為作者對於Viollet-le-Duc論述的解讀與筆者有些許差異，作者認為Viollet-le-Duc主要是在強調形式與空間的復原才能將人文的價值保存或再現。但事實上，Viollet-le-Duc認為修復這個字眼本身是現代的潮流，回復一棟建築物不僅是在保存它，也是在維修它或是重建它，所要追求的復原也許是在指定時間下從未存在的完整情況。他甚至認為，可以用設計者的觀點去設計或改變一個建築遺產的形式，這點當然與Ruskin所追求的理念完全相反。

 

再者，作者認為「…最理想的再利用方式是可以完全不破壞古蹟的方式。那就是博物館式的保存。」這句話，前者正確，後者毫無創意，也不符合文化遺產作為公共財的社會需求。試問，台灣的博物館還不夠多嗎，古蹟活化成功的關鍵並不在於是否為博物館的使用機能機，而是再利用後的機能是否符合社會之所需，以及是否受到良好的經營管理。然而作者將博物館式的保存視為古蹟最好的出路，甚至強調使用人是觀光客與博物館觀眾，筆者不以為然。鄉親啊，國外的文化遺產之所以受到良好的保護，絕大多數的第一要件，就是要先讓文化遺產週邊的居民對它產生認同與願意接近，筆者個人認為理想的古蹟，是一個在沒有觀光客的季節裡，都還能看到地方居民會往古蹟場域活動的景像，請問，您多久沒去博物館了？博物館式的古蹟真的能吸引您嗎？沒有觀光客的博物館式古蹟，會不會連地方居民都不會前往了？這只會突顯台灣古蹟活化的僵硬，也違背了作者在文中一直希望能將再利用更多元化的企圖。

 

然而，古蹟經營管理的責任，作者在文中認為：「…所以重要的古蹟都應該由政府負起經營的任務。」此觀念更是背離現實世界太遠，作者殊不知全世界都在強調「3P」（註1）的年代，全世界各國家的政府部門都在往小而美的治理方向在尋找出路，作者卻一反常態的認為古蹟的經營管理是政府的責任，此觀念絕非長久之計。在普遍公部門的財政負擔逐年擴大之際，委外經營已經成為一種趨勢，台灣該建立的是正常且具有監督機制的委外經營制度，而非再走回頭路將古蹟的經營管理責任又丟回給政府部門，試問，文建會有多少人力在負責文化資產？各縣市政府的文化局又有多少人力在管理古蹟？既然文化資產是屬於公共的，理當由全體民眾共同肩起這責任，政府該負擔的責任從1982年的《文化資產保存法》開始至今，已經看出疲態了，台灣需要的是另一種新的管理契機。

 

最後，筆者認為台灣古蹟修復的問題，在於沒有中心思想，也就是沒有共同的價值觀，一個被學界或業界所共同願意遵循的價值。古蹟的修復與維護都重要，且都缺一不可，古蹟維護與再利用應該要重視的長遠的經營計畫，華山藝文中心30年的簽約期限，我反而樂於期待，至少，古蹟永續發展的時間點已經邁向了有中長期計畫的可能性了。

 

註釋：

註1：「公私合夥關係」（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PPP)）

 

參考資料：

http://en.wikipedia.org/wiki/Eug%C3%A8ne_Viollet-le-Duc

http://en.wikipedia.org/wiki/John_Rusk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