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遺產與威尼斯憲章

這篇文章原刊載於上個月的《Dialogue建築雜誌》，現在已過了三月份了，我想刊在我的部落格上應不為過吧!!呵呵呵


※以下文章有部份文字修改自：榮芳杰（2007）〈威尼斯憲章〉，《Dialogue建築雜誌》，第111期，三月號，pp.80-87，台北：美兆文化。簡單說, 雜誌的文章有一些資料錯誤了,這篇才是最完整的!哈




威尼斯憲章

楔子
什麼是《威尼斯憲章》？這是一個不太容易回答的簡單問題，不太容易的原因在於《威尼斯憲章》的形成是源於歐洲複雜的政治、宗教、社會、文化…等價值體系所構成，這是身處在亞洲國家的我們較難理解的一環，也因為這樣的價值脈絡才會使得《威尼斯憲章》在1960年代迅速地由歐洲大陸國家蔓延到亞洲與非洲各國，我們雖然不能說它是唯一絕對的價值標準，但卻也不得不承認這樣的價值觀在毫無可敬的對手之下必然成為歐洲國家乃至於全世界各國在面對文化遺產實務上的重要經典之作。

然而，這也是簡單問題的原因在於，如果我們擺脫惱人的歐洲歷史文化背景，客觀地仔細的瞭解這部憲章，可以清楚地瞭解它並不是向我們宣告它是一部有如「剛性憲法」般的文化遺產憲章，或是一部神聖不可侵犯的國際憲章，它反而是要我們透過「詮釋」（interpretation）《威尼斯憲章》的過程去學習與尊重每個不同歷史文化的發展。換句話說，歐洲國家尊重《威尼斯憲章》的態度正是尊重歷史態度的最好註解，他們從憲章之中學習的不是那些硬梆梆的憲章條文，而是學習如何尊重歷史，站在普世的價值觀念詮釋歷史，而我們應該要學習的重點便是「尊重」與「詮釋」這兩個觀念。至於《威尼斯憲章》對當代的古蹟保存與維護的影響是否不一而足，則必須回歸到自身文化的價值體系中去探討。

威尼斯憲章的形成背景
時間回溯到西元1914-1918年間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後，許多歐洲國家便開始思索現代建築與城市規劃之間的問題，戰亂之後的城市該如何被重建或復原？人類的生活環境如何與使用機能相共存？這些議題都廣泛地在近代建築師的奔走下逐漸獲得重視與關心，同時也間接造就了柯比意（Le Corbusier）在西元1928年催生「現代建築國際會議」（CIAM /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es of Modern Architecture）的成立，然而這個會議的初衷並非是為了文化遺產的保存問題而產生，但是觀察當時柯比意能夠集結歐洲各國家重要的現代主義大師進行論壇，現在看來的確是凝聚歐洲社會主流價值意識的重要關鍵。西元1931年，國際博物館辦事處（International Museums Office）在雅典舉辦了第一屆「國際歷史文化紀念物建築師與技師會議」（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rchitects and Technicians of Historic Monuments），該會議的決議被該組織於西元1932年所採用並且被稱為《雅典憲章》，這個憲章當時做成了四點原則：1.開始採用「文化紀念物」（monuments）一詞，這是尊重他們特質的必要條件。2.文化紀念物應該要有保養（maintained）勝於修復（restored）的觀念。3.統一形式風格的修復是不被允許的4.過去修復常用的廢除殘跡以及重建應該被揚棄，修理（repair）是可以被接受的，但修理後必須要能夠辨視。

《雅典憲章》之後的歐洲文化遺產保存運動，因為西元1939-1945年間的第二次世界大戰而停頓了一些時日，西元1954年的《海牙公約》（註1）則是戰後特別針對文化資產的保護所擬訂的國際公約，聲明在戰事期間戰地的文化資產應該受到保護與關切。西元1957年，第一屆「國際歷史建築專家與建築師會議」（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rchitects and Specialists of Historic Buildings）在法國巴黎召開，此次的會議做成了七項建議（recommended）最後，UNESCO邀請所有的會員國加入羅馬修復中心（ICCROM）的行列。1964年在威尼斯舉行了第二屆的會議，並在會中做成13項決議，其中第一項決議也就是《威尼斯憲章》形成的依據。第二項決議則促成了UNSECO成立「國際歷史文化紀念物與歷史場所委員會」（ICOMOS）這個當代維護文化遺產最重要的國際組織。


威尼斯憲章的內容與重要性
《威尼斯憲章》全名「國際文化紀念物與歷史場所維護與修復憲章（International Charter for the Con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of Monuments and Sites）」其條文緊扣著「歷史建築的概念」（The concept of historic buildings）、「維護」（Conservation）、「修復」（Restoration）、「考古學」（Archaeology）以及「文件出版」（Documentation and Publication）等五項綜合的概念，全文共十六條，分別構成七個主題：定義（Definitions）、目標（Aim）、維護（Conservation）、修復（Restoration）、歷史場所（Historic Sites）、挖掘（Excavation）、出版（Publication）。爾後的《威尼斯憲章》代表的是一個開始，一個追求文化遺產普世價值共識的開始，藉由它的產生並以它為知識平台，然後不斷地做「更新」、「複製」與「轉化」，間接成就了《世界遺產保護公約》…等國際維護文獻的產生，因此遂成為世界各國公認最具權威性的國際憲章，受絕大多數國家的認可與遵循。如同匈牙利國家文化遺產部副部長同時也是現在ICOMOS的副會長Tamás Fejérdy對於「憲章」（charter）定義的一段話：「憲章並不是操作手冊（handbook），也不是教條（dogmas）的總匯。他不可能包含了所有關於維護或修復問題的解決方案或方法，但是大家會想要證明他們的原則與解決方案是適當地（applicable）引用自憲章的精神，但這點通常是事與願違的。」換句話說，將後設的結果論要套用在憲章上的文字是很容易的，但卻常常不是憲章本身所要指涉的觀念，這也是憲章對於不同時代的意義或詮釋的不同是可以有所變動的，這是一個特別要強調的觀念，即憲章本身的條文內容所引發的是一連串面對問題時的反省依歸，如果能將憲章視為保存工作的中心思想而非建築技術規則，那麼可以討論的空間與議題便會寬廣的多。
 
威尼斯憲章對世界遺產的影響
除了普世的基本價值之外，《威尼斯憲章》與其它歐洲國家為主體意識的國際憲章，當前所突顯的是全球化價值與歐洲價值的瑜亮情節。例如，以截至2006年最新的世界遺產名單來看，聯合國的世界文化遺產共有644處、世界自然遺產共有162處，以及複合遺產共24處，一共合計830處（原本應為832處，但由於「蒙特內哥羅共和國」（Montenegro）在2006年5月宣佈脫離南斯拉夫而獨立，所以尚未以新的締約國身份簽署世界遺產公約，但獨立之前的南斯拉夫（Yugoslavia）已經擁有一個文化遺產與一個自然遺產，所以目前這個世界遺產暫時不計入總量名單裡），因此，整個歐洲大陸的世界遺產數量佔全部世界遺產的45％（379/830），尤其是歐盟目前25個國家擁有世界遺產數量排行榜前十名當中的七名，除了第三名的中國大陸（33個）、第七名的印度（26個）以及第八名墨西哥（26個）、第九名蘇聯（23個）以及第十名的巴西（17個）之外，有一半是歐盟國家的天下，這五個國家分別是：第一名的義大利（41個）、第二名西班牙（39個）、第四名德國（32個）、第五名法國（30個）、第六名英國（27個）等五國。若用當前歐洲新經濟體「歐盟」來看，歐盟25個會員國的世界遺產數量便佔全球世界遺產的36.62%（304/830）強，這也難怪過去會一面倒的將全世界文化遺產的保存核心價值集中於歐洲國家為主的論述基礎上。若加上2007年1月兩個新歐盟會員國保加利亞（9個）與羅馬尼亞（7個）在內的話，歐盟成員國的世界遺產數量將大幅增加到320個，達38.55％強，幾乎佔四成之多，這股歐洲「新文化」勢力將會如何主導其他地區的文化遺產維護觀念仍待持續觀察。

隨著1980年代左右開始，世界各國陸續加入世界遺產委員會成為締約國的一員，例如：澳大利亞（1974年8月22日加入）、印度（1977年11月14日加入）、紐西蘭（1984年11月22日加入）、中國（1985年12月12日加入）、泰國（1987年9月17日加入）、韓國（1988年9月14日加入）、印尼（1989年7月6日加入）、柬埔寨（1991年11月28日加入）、日本（1992年6月30日加入）等，這些非歐洲國家對於文化遺產的價值論述陸續開始對《威尼斯憲章》產生質疑與挑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當屬澳洲的《布拉憲章》（Burra Charter）與日本《奈良真實性文件》（Nara Document on Authenticity）。事實上，這些持不同意見的國家並非完全地推翻《威尼斯憲章》的精神，而是希望透過自己國家對《威尼斯憲章》的主張作更完整的詮釋與註解，這點受到世界遺產委員會的重視，漸漸同意多元價值存在的差異性是無法避免的，所以前ICCROM執行長也是現任ICOMOS波蘭國家委員會主席Andrzej Tomaszewski便提倡「普世的多元化主義」取代單一價值的普世性觀念。

從西元1215年的《自由大憲章》到1776年的《獨立宣言》、1945年的《聯合國憲章》、1948年的《世界人權宣言》、1964年的《威尼斯憲章》、1972年的《人類環境宣言》、《世界遺產保護公約》等，無數的國際憲章或宣言都在反映不同時代人類對於各種生活條件的改善與追求，《威尼斯憲章》只是針對文化遺產保存與維護的一個引子，人類會進步，社會也會隨之改變，人的價值觀亦會改變，台灣要迎頭趕上的不是複製一部《威尼斯憲章》而是要建立起我們自己的文化遺產價值觀。


世界遺產擴大指定的意義與價值
擴大指定（Extension）是聯合國世界遺產委員會近年持續在推動的觀念，一方面是為了強化遺產本身歷史場所更完整的精神，一方面是避免締約國以同質性的遺產分別提報的方式，提高列名世界遺產的機會與數量。它的意義可以從兩個層面來看，一是遺產本身的存在價值打破了國土疆界上的限制，這點在歐洲大陸國家十分常見，因為他們過去擁有共同的宗教信仰與複雜的殖民過程，因此許多的文化遺產用現在的時空來看往往會是跨國的情況，例如匈牙利與奧地利、斯洛伐克都有文化遺產或自然遺產因為地勢或地理條件的因素而跨越國界共同列名，或是像2004年中國大陸與韓國的高句麗陵墓遺址，也是跨國指定的案例之一，突破地域上的限制共同列名世界遺產也更能強調以世界標準為論述中心的主體性。

第二個層面是世界文化遺產追求本質上的統一，意即對於文化遺產本身整體價值的完整定義，當文化遺產以地球村的角度看待時，所著眼的是文化遺產本身的歷史價值。以西班牙建築師高第的建築作品為例，早在1984年就曾經將他在巴塞隆納的Park Güell(1904-16), Palau Güell (1886-90), Casa Milá (1906-10) 等三件作品一同列入世界遺產名單之中，但2005年時世界遺產委員會為考量高第對西班牙建築的貢獻以及其整體作品的完整性，遂將另外西班牙境內六個地區的其他十二件（註2）連同原來的三件作品一共十五件，一同擴大指定為「安東尼高第的作品」（Works of Antoni Gaudí），因此高第的建築作品在世界遺產的角色中更趨完整。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擴大指定」的概念會發現維護「歷史場所」（site）的整體性相對的也變得重要。2004年依據世界遺產委員會編號第28COM 15B.70的決議將德國科隆大教堂（Cologne Cathedral）列入世界遺產危險名單（the List of World Heritage in Danger）就是一個很好的案例，德國科隆大教堂是1996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單，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它是萊茵河兩岸少數受到戰火波及較小的建築物，因此當初被列入世界遺產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乃除了教堂本身的價值須受到保護外，教堂週邊環境的發展正好強化該教堂存在的價值。但2004年科隆大教堂被列入危險名單的原因並不是因為教堂本身有什麼危機或結構上有什麼重大的損壞，反而是教堂週遭的環境興建過多的高層建築，連帶影響了教堂本身的歷史場所特質，因為環境的考量會影響整體的價值評估，不過值得慶幸的是德國有關當局，針對此一問題也做了妥善的解決方案，而使得科隆大教堂在2006年通過決議而移除危險名單之列。換句話說，如何管制古蹟區週遭的環境，或是如何將古蹟週邊的環境納入保存範圍內是一個重要的課題。也因為如此，2005年底在中國西安所舉辦的ICOMOS的第十五屆年會，在會後共同發表了《西安遺產結構物、歷史場所與地區之場域維護宣言》（Xian Declaration on the Conservation of the Setting of Heritage Structures, Sites and Areas），簡稱《西安宣言》來強調「場域」（setting）的重要性，並且指出文化遺產場域「動態」（dynamic）管理的概念是為趨勢。


世界文化遺產的經營管理
「經營管理」可以是名詞，也可以是動詞。目前世界各國在文化遺產保存與維護工作的實務操作，「經營管理計畫」（Conservation Management Plan）或稱「管理計畫」幾乎都是最上位的指導計畫或原則，因為舉凡各文化遺產的修復計畫、保存計畫、財務計畫、研究計畫、考古計畫等工作都會被歸類在「經營管理計畫」或是稱「維護管理計畫」之中，並且會依據計畫目標的可行性與預算經費做短、中、長程的考量，同時建立起檢討與監督機制的功能，這些整合各種領域工作的經營管理計畫其目的就是要讓文化遺產的保存與維護工作朝永續發展的概念邁進。

英國著名的古蹟保存理論學者，同時也是ICOMOS的世界遺產專家費頓博士（Bernard M. Feilden）及其得意弟子，前義大利羅馬中心（ICCROM）的專業顧問Jukka Jokilehto，於西元1998年第二版的《世界文化遺產場所的經營管理綱要》（Management Guidelines for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Sites）一書中，就針對幾個世界文化遺產在經營管理方面的議題加以闡述，其中包括：綱要原則概覽、世界遺產公約的基本政策、維護工作的評估、世界遺產場所的經營管理、資源方案管理、保養計畫、人事管理、真實性與處理態度、世界遺產城鎮與都市計畫、世界遺產場所的參觀者等十大議題。這十個章節大抵描述了世界文化遺產經營管理所會面臨的問題，也提供了一些基本的認識與準則，這些原則與架構說明了如果我們將世界遺產的經營成效視為一個可以學習的對象的話，那麼我們是否該認真的想想我們的古蹟或是其他的文化遺產該如何經營？該如何管理？該如何讓世界遺產的經驗適切的應用在台灣，哪怕我們現階段不是世界遺產委員會的一員，我們都要有能力在文化遺產事務上做世界一流的管理工作。

小結
無論是《威尼斯憲章》或是《世界遺產保護公約》，這些關係到文化遺產保存與維護的國際文獻，其中心思想並不是要強調締約國是否真的簽署與否，相反的，旨在強調認同與尊重文化遺產本身對自己國家或地區的自明（identity）特質與文化價值才是關鍵。而身處台灣的我們該思索的是什麼樣的遺產保存觀念適合這塊土地？無論國際間的保存與維護經驗如何成功，我們終究得回歸到自己對文化遺產事務重視的基礎上，哪怕是一個名詞的定義或是觀念的宣導都應該審慎與積極的去面對。當《文化資產保存法》已經對古蹟相關專有名詞有所定義時，相關公部門的法律條文便不該再出現諸如：「名勝古蹟」、「史後古蹟」、「歷代古蹟」、「歷史古蹟」、「古蹟建築物」、「著名古蹟」、「不能移動之著名古蹟」、「國家古蹟建築物」、「法定古蹟」…等等無法做適當詮釋的字彙，公部門如此的馬虎，我們又怎能苛求一般民眾瞭解或愛惜古蹟的真正意義呢？但這卻是文化遺產維護與保存工作上最基本的工作，也是《威尼斯憲章》歷經四十個年頭所留給我們最好的身教。

 

 

 

註1：「軍事衝突下的文化資產保護協定」（Protocol for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 in the Event of Armed Conflict），俗稱《海牙公約》，是全世界第一部直接透過聯合國UNESCO系統對簽署締約國進行道德約束的文化遺產保護公約，截至2004年8月為止全世界共有110個國家簽署該項公約。

 

 

 

註2：Barcelona: Casa Vicens (1883-85)、Gaudí’s work on the Sagrada Familia (1884-1926)、Pavilion on the Güell estate (1884-87)、Col.legi de les Teresianas(1889-94)、Casa Calvet (1898-1900)Torre Figueres - Bellesguard (1900-05)、Casa Batlló (1904-06)；Salta Coloma de Cervelló (Barcelona): Crypt at the Colònia Güell (1898-1905)；Comillas (Cantabria): El Capricho (1883-85)；Castilla y Léon: Astorga Bishop’s Palace (1889-93)、Astorga; Casa de Botines (1892-93), Lé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