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情提要
話說，今年八、九月份本來要舉辦的「台南縣後壁鄉菁寮聖十字架堂興建歷史研討會」，因為碰上颱風而被迫延期，這個起因於「二次戰後台灣經典建築設計圖說徵集暨研究計畫」而舉行的研討會，一直受到許多關心後壁菁寮天主堂的朋友們注意。前幾天，因為收到朋友的Email轉寄信件通知，才知道這個研討會改期在11/22日當天舉行，二話不說，這是一定要前去朝聖的了…。
故事的源起
明年（2009年）就是天主教在台灣開教傳教一百五十週年紀念了。早在十七世紀時，天主教就曾藉由葡萄牙人引入台灣，但初期的信眾並不是太多，直到清咸豐九年（西元1859年），西班牙道明會郭德剛傳教士（Fernando Sainz, O.P.）經廈門輾轉再傳回台灣後，重新開啟台灣近代傳教事業後，歷經日治時期及戰後持續發展，天主教會不斷增加，教徒亦有數十萬人之多。因此在高雄建立起第一座天主教教堂後，便又在屏東的萬金地區建立第二座的萬金天主堂。因此，萬金天主堂至今也有138年的歷史。天主教在台灣的宗教發展史上，當然佔有重要的一頁，尤其是台灣與羅馬梵諦岡教廷的友好關係，也使得屏東的萬金天主堂在1984年被梵諦岡的教宗賜封為台灣第一座「宗教聖殿」，成為台灣天主教教友重要的聖母朝聖地。
菁寮天主堂的故事
1955年，甫到台灣的德國籍聖方濟各會神父楊森（Eric Jansen）被派往台南縣後壁鄉創建菁寮堂區。在當時台灣普遍對於天主教認識不多的狀況下，楊森神父藉演奏手風琴、模仿動物叫聲與播放幻燈片等方式打開當地居民對於天主教的陌生感。肩負起菁寮堂區的創建壓力，楊森神父開始透過募款的方式來籌措新教堂的費用，同時也透過新營教區另一位德籍神父的介紹，楊森神父邀請在德國南部以設計教堂著名的波姆（Böhm）家族擔任建築師，並由新營地區建築師楊嘉慶協助施工圖繪製。
於是，找上了1920年出生在德國南部小城奧芬巴哈（Offenbach）的Gottfried Böhm，他的父親Dominikus Bohm（1880-1955）本來就是一位在德國科隆地區有名的建築師，設計教堂的經驗豐富，Gottfried Böhm在耳濡目染之下，再加上當時1942-47年間，Gottfried Böhm就學於德國慕尼黑技術學院建築系，同時也在慕尼黑美術學院學習雕塑，因此他在雕塑形體上的表現成為他在從事建築設計工作時的重要部分。1950年代初期，Gottfried Böhm如他同時代的年輕建築師一般，對於現代主義建築的相關論述非常著迷。1950年左右，Gottfried Böhm曾短暫的在紐約的C. Baumann建築師事務所擔任助理設計師的工作，並前往哈佛訪問過葛羅培斯（Walter Gropius）與兩次前往芝加哥拜訪密斯（Mies van der Rohe）。1952年則才又回到德國進入父親Dominikus Bohm事務所成為合夥人之一，1955年Dominikus Bohm過世，Gottfried Böhm才接下他父親事務所的業務。
Gottfried Böhm曾經說過：「我認為未來的建築並不會再持續地依賴美景，反而是會開始回復到我們在城鎮裡的最真實的生活場景。」，這段話似乎也開始回應到Gottfried Böhm在面對建築與環境之間的和諧關係，不僅是要創造一個新的地景，更重要的是這建築物必須要與環境產生更自然的互動。Gottfried Böhm最後接下了後壁鄉菁寮天主堂的設計案後，在他父親過世當年1955年的年底完成了「菁寮聖十字架教堂」的設計。1957年2月宿舍部分先行動工，於8月完工；聖堂則於11月開始興建，1960年10月18日完工啟用。
天主教與在地文化
天主教的大本營，羅馬梵蒂岡教廷，曾在1962年的「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The Second Ecumenical Council of the Vatican）中，為了落實天主教「首次自我實現其作為世界教會的角色」，在該會議的結論中做出重大決定，表明了「重新展現教會為『本地化的教會』，天主教會並非一個歐洲人專利的教會，教會屬於全球每一個民族。各個地方的天主教會開始採用本地語言舉行禮儀，教會亦更重視與本地文化結合」，這項重大的決定，改變了全世界的天主教教堂在各國家、各地方建築空間的形式改變。因此，台灣在1962年之後所興建的天主教堂，例如：台南開山路天主堂、台北主教公署、新店此新政天主堂，均以中國北方傳統式樣做為其教堂的形式表徵，甚至包括了台灣傳統民俗中對於慎終追遠的祖先牌位都可以成為天主教堂內的元素之一，本土化的企圖不言可喻。雖然，菁寮天主堂的完工日期在大公會議之前，但現在的菁寮天主堂卻已經可以看到台灣本土化的成果了。
菁寮天主堂的原圖再現
在菁寮天主堂完工後，經歷了數十載屹立於後壁鄉的稻田間，隨著建築界的普立茲獎的光環在台灣的建築界漫延，大家也開始重新回頭看待Gottfried Böhm在還未成名之前，就已經在台灣所設計出來的這座天主教堂，1986年他得到了建築界的最高榮譽普立茲獎後，也更加突顯了這座教堂的時代意義。
兩年前，一個午后，成大建築系大學部的兩位學生在騎車經過菁寮天主堂後，被其建築造型所吸引而入內參觀，當時教堂內的某個角落陳放著一疊菁寮天主教堂的設計原圖，這兩個學生在未經教會的允諾下，便擅自將設計圖攜回學校，但接連幾天這兩位學生均遭遇了一些不太順利的事情後，決定將原圖送回教堂，並留下訊息告之教堂的神職人員這份設計圖的重要性。在一次偶然間，銘傳大學建築系的徐明松教授來成大建築系演講時，這兩位學生反映了此一經歷後，才始得這份設計圖又重現曙光。幾經波折後，2007年開始由台灣博物館所主導進行的「二次戰後台灣經典建築設計圖說徵集暨研究計畫」才正式地將這份設計原圖以及楊嘉慶建築師的施工圖說再次呈現在台灣民眾面前。
這當然不是一個好的示範，但這過程的曲折也讓這座教堂的故事性更具吸引力。在這個「二次戰後台灣經典建築設計圖說徵集暨研究計畫」的介紹文字中，詳細地描述了這座教堂的特色如下：
波姆設計的聖十字堂，雖採現代主義理性原則但卻又自有一股難以言喻的神秘氣習。其配置按合理原則思考，聖十字堂主要由幼稚園（兼社區空間）、教士宿舍與聖堂三部分組成；這三部分空間彼此間雖差異頗大，但被緊密組織在方格秩序裡，而幼稚園和宿舍雖各自圍塑出戶外空間，但彼此間亦能相互滲透流通，最終形成層次分明的戶外空間組織，共拱衛居中的聖堂。在這講求合理的配置之上，波姆表現了另一套象徵邏輯。首先，四個大小有異且各居不同位置的尖塔，不但形成聖十字堂最受人矚目的外型，也具有強烈宗教象徵意涵。如最高的方尖塔上為十字架，表明菁寮教堂之由來與教旨；而小教堂(chapel)之上置皇冠、洗禮塔上之置鴿子與入口鐘塔上置雞，也都有其特殊意涵。其次，聖堂空間雖沿用方格秩序且光線處理均勻產生理智感受，但由入口穿過鐘塔後空間壓低，一路層層穿堂入室，進聖堂空間逐步放開，而至祭壇空間突地拉高，而此即為主要象徵之十字架方尖塔（可惜此空間目前已被封閉）。最後，波姆出身建築世家，建築是家學，正式教育反而學的是雕塑，因此對於器物設計敏感，聖十架堂中許多宗教器物及出自他之手。從他自德國寄來的圖中，可以窺見這些器物如座椅、洗禮台、甚至尖塔上之十字架和皇冠等，他都以徒手畫手稿精確表示，有些甚至以等比例畫出。這些器物注入空間後，不但豐富了整體感，而且這些象徵細節也讓其宗教氣氛顯得極為飽滿。
1950年代至1960年代中期，是波姆長成期，他遊走在密斯的現代主義建築論述與父親的表現主義之中。在面對世俗建築時，似乎密斯路線較佔優勢，比如波姆1954-55年間，在科隆郊外興建的自宅，就具有密斯中庭住宅的興味，與王大閎1953年興建的建國南路自宅，可形成有趣的對照。另一方面，在面對教堂建築時，則似乎父親Dominikus Bohm的影響較大，教堂標準建築形式，如尖塔與巴西力卡平面（basilica）等，仍以表現主義方式精簡而具象地出現在教堂建築設計裡。1960年前後，波姆在某些作品裡，才開始走出極具個人幻想色彩、雕塑性濃厚、一體成形式的建築空間新路。比如1961年開始設計的科隆St. Gertrude堂區教堂，即是這條創作路線的重要開端；而其頂峰則是位於Velbert-Neviges、1963-72年間設計興建的Pilgrimage church of Mary, Queen of Peace。
而菁寮聖十字堂在波姆專業成長過程中，亦有一席之地。聖十字堂為波姆1950年代為數不多且規模微小的執業情況中，設計案規模較大者。當時由於德國正處二次戰後經濟復甦時期，國內建築案不多，反而海外委託案規模較大，比如波姆1954年在巴西設計的Igreja Matriz堂區教堂，不但是他第一個國外委託案，而且規模較大且複雜。菁寮聖十字堂為波姆第二件海外作品，就在設計期間，因其父親過世，波姆全面接掌其父親事務所，其人生與作品方向因此有了極大的轉變。聖十字堂為他與父親合作時期最後也是最高峰的作品之一，其空間兼具來自密斯之影響，可能因為如此，波姆將菁寮聖十字架堂設計收入其作品集內，也清楚顯示了他對聖十字堂設計的高度自我評價。
以上的文字描述，我想大家看完應該會認識更多了，但最好的方式，就是自己親自去一趟吧，但記得，不要帶走任何東西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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